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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之前的神秘古国(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神秘古国)
发布时间：2022-10-24 00:28 点击：次
大约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杀死伯益，将传统的华夏部族联盟首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伯益的次子若木被夏朝分封在徐，徐国由此诞生，其国都长期设在今泗洪沿洪泽湖西岸半城一带。古徐国的历史贯穿夏、商、周三代，历时1649年，先后传承44代国君。西周初年徐国曾参与以商纣王之子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当时徐国的驹王甚至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这件事一直被徐国的后人视为骄傲。周公旦的儿子受封与鲁国后时不时与徐国发生摩擦——据《尚书·费誓》记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致于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行仁义，结众心，颇得百姓拥护，四周有36个国家都派人向他朝贡。后来他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别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吴王阖闾（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之后于公元前512年夏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徐君为吴姬所出，与这两个公子为近亲，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楚国撑腰而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疆域先在鲁南郯城一带，后迁至泗县、泗洪。徐偃王时徐国进入全盛时期：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据《韩非子》所言为地域五百里。彭城因徐国而改名，成为九州之一的徐州。
庸国出自华夏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崛起于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商朝时庸国发展成为群蛮之首，当时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部族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武王伐纣时庸国是与周王室在牧野盟誓的八国之一。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茶文化、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庸国人能歌善舞并发明了鼓等乐器，庸国的歌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山歌、戏剧。与此同时能歌善舞的庸国人还有着铁血尚武的一面：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以上。春秋时期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数次打败楚国的入侵，甚至迫使强大的楚国迁都。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周礼将诸侯贵族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庸国的爵位为伯爵。表面上看刚好位居中间，不算高，也不算低，然而公、侯两等爵位几乎是周朝姬姓宗室子弟的专属，而当时被周王室视为半开化的南方诸侯能受封伯爵几乎已达顶点，要知道吴、楚等国只是子爵。公元前611年庸国率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伐楚，几乎使楚国险些有亡国之灾。正因为庸国战力之强，以致于研究中国上古先秦历史的西方汉学家将其称为”东方的斯巴达“。最后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出兵伐庸才将庸国灭亡。
武王伐纣之后为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于是就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周昭王、周穆王时期不断与江淮地区的淮夷、于越作战，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于是周王室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在汉阳诸姬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随国：随国的疆域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由于随国境内有铜矿山，而青铜正是那个年代制作农具和兵器的主要原料，发达的青铜冶炼工业使随国成为当时南方地区经济和军事都相对强大的国家，也成为了楚国争霸道路上必须予以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楚武王时期由于随国拒不参加楚国主持的沈鹿会盟而遭到楚国的讨伐，尽管战后楚国迫使随国签订了有利于楚国的盟约，但随国仍具备相当的实力：公元前672年楚国国君楚堵敖想杀害弟弟熊恽，熊恽于是逃到随国并在随国的支持之下回国复位。公元前640年随国依靠汉水东边各诸侯的力量背叛楚国，然而在这年冬天楚军攻入随国境内，此后随国“世服于楚”。
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后来经过发掘与考证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远古时期的四川地区曾存在过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曾创造过独立于中原文明之外的本土特色文明，同时又与中原文明有着交流融合。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巴蜀地区历史上的典故。据说古蜀王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由蜀部鱼凫氏建立的，此后在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直到到蜀王杜芦（开明氏）在位时期古蜀王国瓦解，共有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古蜀末代国王杜芦在位时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作为蜀国藩属的苴国在这次战役中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军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巴蜀之间的交锋引来了秦国的觊觎，最终巴蜀被秦国吞并，古巴属文明最终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之中。据说秦惠文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国跟蜀国很有渊源——大部分史料都记载：开明氏蜀王杜尚封其弟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由此苴国君主也姓杜，对蜀国称臣，为苴侯。后来蜀苴关系恶化也未曾称王，因为正是蜀王杜尚分封其弟代管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文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文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作为古蜀王国邻国的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国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巴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湖北恩施、川东北部分地区。到了战国时期七雄相继称王，巴亦称王。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兵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不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颂。得到巴蔓子人头的楚王叹息道：“设使寡人有如此之将领，何惜城池？”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在灭蜀两月后又灭亡了巴国。
义渠国可能是一个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神秘的古国——说熟悉主要是受《大秦帝国》和《芈月传》的影响，说神秘是因为在两部作品中义渠都只是作为秦国的陪衬出现，而义渠的早期历史就比较鲜为人知了。据说义渠人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商代，他们同居住在陇东的狄族后裔鬼方相互为邻又相互攻击。后来又同住豳地由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经常发生冲突，不断蚕食其领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康丁年间由于北方狄人南侵，周祖古公亶父率众离开豳地南迁岐山。戎狄两族乘机占领陇东大部分地区。文王末年姜太公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国王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文王又将这些东西献给纣王。由于义渠同周人相处关系比较和谐亲密，而鬼方（猃狁）同商周对立，所以每次战争后，鬼方失败逃走，远奔河套，而义渠趁机内迁。这样，义渠就逐渐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庆城、宁县、镇原等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义渠人口也大量增加，由游牧状态定居下来。他们在同当地周族后裔的杂居中，学会了农耕技术，学习了周族文化，并效仿周人建立城堡和村落，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西周王朝建立后义渠臣服于周。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曾料民于大原。周王朝在多次镇压异族的过程中对义渠这样的臣服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将五戎即义渠、郁郅、乌氏、朐衍、彭卢等安置于大原地。五戎中唯义渠居大原中心地带，南临泾水。这里自然条件好，宜耕宜牧，义渠很快强大起来。西周末年犬戎叛周，兵临镐京城下，并杀幽王于骊山，周平王惧戎狄，慌忙迁都洛邑。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义渠国建立不久随即出兵并吞了彭卢、郁郅等其他西戎部落，扩大了疆域，并先后筑城数十座，派兵驻守。它的国界西至西海固草原，东达桥山，北控河套，南到泾水，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在政局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它直接参与了中原合纵与连横的政治、军事角逐，特别是先后同强秦经历了400余年的反复军事较量，成为当时秦国称霸西戎的主要对手。秦穆公时代秦国大力征伐西戎开疆拓土“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义渠的土地。义渠在战争失败后吸取教训，养精蓄锐，筑城廓以自守。公元前430年，义渠发大兵攻秦，从泾北直攻到渭南，迫使秦兵退出渭河下游，此后30年内是义渠国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地域东达陕北，北到河套，西到陇西，南达渭水，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公元前331年义渠内乱，秦国出兵助其平定，由此秦与义渠的关系得以改善：前327年义渠王主动前往秦国朝见，至此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公元前320年秦王甚至还十分高兴地到义渠之地巡游一番。然而义渠的游牧经济是相对脆弱的——当遭遇天灾牲畜减产时他们就会再度骚扰秦国边地。从这时起秦与义渠逐渐进入一种官方层面相对和平，而义渠治下的酋长贵族们仍时不时到秦国打秋风的局面。公元前318年义渠趁中原诸国混战，脱离秦国控制并向魏国朝贡。正在魏国谋划合纵之策的公孙衍敏锐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动员赵、韩、燕、楚四国与魏国联合攻秦的同时又策动秦国西部的义渠，从而在秦国背后插上一把利刃。秦国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以锦绣千匹，美女百名送义渠王。然而公孙衍早就提醒义渠王：“秦若东面无事必会征伐大王；若东面有事必厚礼以赠大王”。于是义渠王起兵伐秦，大败秦兵，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立为国君，因年纪尚小，由母亲宣太后摄政。她改变正面征讨义渠戎国的策略，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政策，以堕戎王之志。她书请义渠王于甘泉宫，让其长期居住，并以优厚的生活款待他。后来义渠王同宣太后淫乱，生有二子，使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34年后（公元前272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攻打义渠，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义渠国灭亡后逐渐中原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中山国是战国初期对魏赵关系产生影响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春秋时期的鲜虞部落联盟最初实力薄弱——史籍中多次记载邢国打败戎狄。公元前652年鲜虞出击邢国，次年又征伐卫国，邢君出逃，卫君被杀，鼓、肥、仇等国先后成为鲜虞的从属国，至此鲜虞始强。风头正盛的鲜虞碰上了春秋首霸齐桓公：齐桓公联合宋、曹、邢、卫诸国的兵力挫败鲜虞并重建邢、卫两国。后来晋国取代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之后继续征伐鲜虞，在齐、晋两大霸主的持续打击之下鲜虞从今天的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主要活动于今天的河北石家庄一带。公元前530年晋将荀吴借道鲜虞进入鼓国并灭掉肥国，次年荀吴再次统率晋军攻入鲜虞中人城，不久又灭了鲜虞的附从国鼓国。公元前507年秋鲜虞借晋国内乱之机出兵晋国并以一个小国的兵力将当时的霸主晋国打得大败，俘虏了晋国勇将观虎。第二年鲜虞人在中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粟山）正式建国，由游牧部落联盟向和中原诸侯一样的国家形态过渡。因为国都中人城城中有山，所以各国称其为中山国。从这时起中山就以正式国家的身份卷入到中原各国的争霸斗争中，这和还基本保持着部族形态且地理位置偏远的义渠、百越完全不同。公元前494年中山通过与齐、鲁、卫等中原华夏文明国家结盟攻占了晋国的棘蒲，中山之强大甚至吸引了晋国大夫荀寅前往，中山国将自己从晋国新占领的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作为荀寅前来归附的封地。这是中山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战胜了天下霸主晋国的中山就像是战胜了美国的越南——是不是打败了霸主就证明自己是霸主呢？公元前489年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大破中山。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公元前457年晋国再次讨伐中山，先后占领左人、中人等城，再次给中山造成沉重打击。不过晋国也高兴不了多久了——随着三家分晋，中山的这个强大的老对手最终因为内争而解体。公元前414年中山迁都顾地（今河北定州市）并仿效华夏礼制构建全新的国家体制，严格意义上此时的中山国已经是华夏文明的一分子了，中原各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而选择与其结盟时也不必担心背负勾结戎狄异族的骂名了。此时正值赵国内乱，中山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多次战胜赵军。赵国万般无奈之下向魏国求援，魏国则乘机对赵国提出苛刻条件。赵国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魏国的条件，于是刚刚迁都尚且立足未稳的中山国就面对新的天下霸主魏国的打击：公元前407年魏国大将乐羊率军占领中山，中山桓公率余部退入太行山继续坚持。魏军虽然占领了中山，但统治并不稳固，毕竟魏国本土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的领土——即使在交通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拥有远离本土的飞地的国家也屈指可数，更何况当时呢？占领中山没能增强魏国的国力，反而成为消耗魏国财力和兵力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中山桓公对内励精图治整军备战，对外联齐抗魏。公元前380年中山桓公赶走魏军，成功复国并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复国后的中山又成为了赵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山国土正好位于赵国中间，把赵国南北一分为二，是赵国南北之间的联系极为不便。当初中山乘赵国内乱而攻赵，但赵国毕竟是大国，底子远远比中山打得牢，如今轮到缓过气来的赵国开始打击中山了。桓公之后的几代中山国君都有所作为，将中山打造成为一个新兴的千乘之国——公元前323年继魏、齐称王后中山与赵、韩、燕同时互相称王，史称徐州相王，一时称王仅次于战国七雄的第八大强国。称王后的中山国开始自信心爆棚——本来以中山的实力作为天下第八大强国，是各国争相结盟的对象，是影响天下格局的重要势力之一，但并不是能对天下格局起决定性影响的势力。可中山国不知那儿来的自信，积极介入到大国争雄的斗争中，扮演起战国第一搅屎棍的角色。这就让齐、赵、燕这些周边大国对其甚为不满，尤其是赵国本身就和中山存在现实层面的领土利益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不思如何改善与齐、燕等国的关系以对抗主要敌人赵国，反而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跟着齐军一起大举攻燕，又在战争结束后因分赃不均而迁怒于齐国，这下中山算是把周边大国得罪光了。与此同时中山的内政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当各国争相变法自强之时中山依然保持着野蛮残酷的殉葬制度，这使别国人才对这个国家望而却步。称王后的中山君主们大兴土木，大臣们擅权弄政，百姓私斗悠游成风，国库空虚，军容不整。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遣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建立了包括今天的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南越国。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83年在广州象岗发现的西汉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产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风格的圆形银盒、创始于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以及燃烧东南亚龙脑香的熏炉，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国治下的番禺（今广州）已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前202年初已在中原地区的楚汉之争中胜出的汉高祖刘邦拒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南越王赵佗所有，而将其转封给长沙王吴芮，赵佗于是将自己南越武王的头衔改为南越武帝以示与汉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96年夏汉高祖刘邦正式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与此同时派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所赐的南越王印绶以示臣服于汉朝，南越国就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公元前181年吕后停止了与南越国的贸易关系，赵佗随即以恢复南越武帝的称号作为回应并发兵攻打汉朝长沙国数县而去，吕后闻讯遣周灶领兵攻打南越国，然而当周灶进军至南越边境时得知吕后已死的消息，于是停止进军。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再次派遣陆贾册封赵佗，汉朝与南越之间的宗藩关系由此得以恢复。公元前112年夏南越国丞相吕嘉杀死南越末代国王赵兴、南越太后樛氏及汉朝使者安国少季等人，举兵反叛汉朝，次年汉武帝刘彻以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五路大军攻灭南越国。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武王伐纣后并没对商朝后裔赶尽杀绝，倒是对箕子的贤德之名钦佩不已，于是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和后世王朝有一点很不一样：后世改朝换代要么就将前朝皇室赶尽杀绝；要么好生优待，但严加监视。总之不会让前朝皇族参与朝政，封一个空有其名的爵位倒是有可能。夏、商、周三代不这样——那时华夏民族正由原始部族向文明国家过渡：商部族取代夏部族成为华夏各部族的联盟领袖，但夏部族的后裔依然被册封为商朝贵族，武王伐纣后对商朝后裔基本也延续这一政策。久仰箕子大名的周武王将朝鲜封给了他，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和今天的朝鲜半岛其实并没关系——周武王时代的朝鲜国大体在今天辽宁省境内的辽河流域一带。后来经过箕子朝鲜的开拓才逐渐将朝鲜半岛纳入其版图之内，不过箕子朝鲜的统治中心在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在中国境内的辽河流域。直到燕昭王征山戎、伐朝鲜，辽河流域被燕国占据，箕子朝鲜被迫将其统治中心迁往朝鲜半岛，此后箕子朝鲜王国逐渐发展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政权，和中原文明日渐分离。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史料记载：秦朝时期在开“五尺道”通云南后秦王朝曾在滇东北置官守治理云南的滇池一带。这意味着滇王统治的区域曾经隶属朝廷。但是到西汉初年滇王又脱离了汉王朝的统治，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汉王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以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关于古滇国的来历据说和战国时代一位楚国将领密切相关，此人名叫庄蹻。庄蹻早年并非楚国体制内的贵族子弟，而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出身，而且还是反楚平民起义的领导者，后来接受楚国朝廷的招安成为一名将领。楚国国君楚顷襄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它归属楚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庄蹻打算返回楚国报告，恰逢此时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道路断绝不能通行，因而留在滇池。庄蹻于是就靠其军队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政权，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庄蹻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成为滇人的统治者。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将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条件。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秦始皇时曾打败滇国并开通五尺道至当地，但秦朝灭亡后交通再度中断。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时滇国归降，并在当地设置益州郡管辖，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同时赐“滇王之印”，并允许滇王继续管理他的臣民。东汉时，随着汉朝郡县制的推广、巩固以及大量汉族的迁入，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最终完全消失。据黄懿陆《滇国史》的考证，古滇国当在东汉元初二年(115年)才完全灭亡。
《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事实上夜郎本名耶朗——所谓耶朗乃是当地土话“唱诵”之意——在祭祀活动中以半朗诵半咏唱的形式，宣读氏族盟誓，因而成为一种口头立法，凡是参加“耶朗”的氏族都是“耶朗”大团体的成员。大体上可以理解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组成联合王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前苏联或南斯拉夫。出使夜郎的汉使并不了解夜郎的政体，只看到夜郎王直辖的地区就以为夜郎就只有这么大。事实却是“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只是由于耶朗制下部族相对分散，没汉朝那么大的凝聚力。不过在西南地区夜郎是当之无愧的一方霸主——夜郎拥有一支高达十万人的常备军，尽管这一数字在汉人眼中算不得什么，但在西南夷中却是绝无仅有。要供养这样一支军队花费自然不小，为此夜郎和南越、身毒等国长期保持着外贸关系，因而成为由蜀地通往身毒的西南丝绸之路和由南越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事实上夜郎并非一个弹丸小国，而是地跨西南数省之地，以致于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声称在自己境内发现了夜郎古国的遗迹。关于夜郎古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存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湖南沅陵、贵州毕节赫章可乐等多种说法。在贵州长顺县广顺镇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上古之时一位女子浣衣于遁水之滨，见到有巨竹三节漂流到她的足间，推之竟不肯去，竹子中还隐约传出婴儿的啼哭之声，于是她将竹子带回家中剖开之后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资性聪颖、武艺超群。某日男孩出游时在一块大石上小憩，命随从之人作羹，从人说：“此地无水。”男孩抽出宝剑击穿巨石，水即从石穴中涌出。男孩以竹为姓，后来他发展出雄长一方的势力，于是建立了夜郎国，自称夜郎侯。2000年5月考古学家在湖南怀化沅陵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巨型墓葬群，其年代在战国至汉代之间，大部分墓葬规模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和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墓主被推断为极有可能就是夜郎王。在《夜郎史传》等彝文文献中古夜郎的中心被指为贵州毕节赫章可乐，在这里曾发现过大量战国、西汉、东汉文物。目前一般认为：夜郎国故地主要位于今天的贵州西部，历史上夜郎王曾一度扩张到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城池和居住，因此在上述地区都留下了部分夜郎古国的遗迹。在彝族人民的传说中夜郎几乎和中原地区的夏朝同时兴起，曾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朝代。公元前135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国的唐蒙了解到夜郎位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通抵南越的都邑，于是上书建议朝廷开发包括夜郎在内的西南地区。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此后夜郎之名不再见于史籍，仿佛人间蒸发，据说一部分夜郎人被流放到贵州镇宁一带。如今贵州境内的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奉竹为神灵的习俗。
熟悉诗词的朋友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件事：很多诗词中都把楼兰视为敌人，以致于频频出现斩楼兰、破楼兰等字眼。比较知名的有王昌龄的《从军行》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李白的《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的《秦州杂诗》“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甚至到了近代革命战争岁月中还诞生了陈毅元帅的“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大家是不是不禁要问：楼兰和中原王朝究竟有什么矛盾？为什么频频被视为敌人？故事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朝说起。楼兰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尤其是霍去病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后西域就成为汉与匈奴竞争的角斗场，西域小国被迫在双方之间选边站队。楼兰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正好处于汉与西域诸国往来的要冲之地，距离汉朝和匈奴都不算远。在两强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楼兰一直采取脚踩两只船的外交策略：楼兰王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和汉朝做人质。汉和匈奴都对楼兰这种一仆两主的反复无常的行为甚为不满，却又苦无良策——因为任何一方迫使楼兰单独臣服于己都会引起另一方的强烈反弹。楼兰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小心翼翼地维持同汉朝和匈奴的均衡外交，然而就像其他所有试图利用强国之间的均势来为自己牟利的小国一样的是楼兰的行为注定会使自己成为汉匈争锋的竞技场：每次楼兰国王去世，新君继位之时都会重复上演汉匈质子争夺大战——汉与匈奴都希望扶植在本国做人质的楼兰王子登上王位。然而汉朝几乎在每次交锋中都落于下风——尤其是公元前92年那场楼兰王位争夺战最具讽刺意味：这次汉朝方面的楼兰质子因触犯汉朝法律而被处以宫刑，汉朝不好让一个太监登上楼兰王位，于是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侍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在后来又一次的王位争夺战中汉朝方面又把质子送晚了，匈奴人抓住机会捷足先登。自从亲匈奴的王子继位后楼兰的外交政策就全面倒向匈奴，对汉朝则越发无礼起来。正当楼兰对汉朝日益表露出不恭顺的态度之时另一个西域小国——龟兹更是公然截杀了汉使赖丹。于是汉昭帝派出一位名叫傅介子的使臣带着诏书去谴责楼兰、龟兹两国。傅介子到了楼兰，责备楼兰王说：“大部队就要到了，您如果不怂恿匈奴，匈奴使者经过这里到各国，为什么不报告？”楼兰王表示服罪，说：“匈奴使者刚刚过去，应当是到乌孙，中途经过龟兹。”傅介子到了龟兹，又责备龟兹王，龟兹王也表示服罪。傅介子从大宛回到龟兹，龟兹人说：“匈奴使者从乌孙回来，正在这里。”傅介子乘机率领所带的汉军一起斩杀了匈奴使者。傅介子回到京城把情况上奏，汉昭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升为平乐监。公元前77年傅介子向当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建议取龟兹王首级以威慑西域诸国的计划，但霍光认为龟兹较之楼兰路远，如果一定要实践这个计划的话，那么楼兰比龟兹更合适。于是傅介子和士兵一同带着金银钱币，声称把这些东西赏赐给外国。他们到了楼兰，楼兰王看起来不愿亲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装离开，到达楼兰的西部边界后，傅介子指使翻译对楼兰王说：“汉朝使者带有黄金锦绣巡回赐给各国，大王如果不来受赐，我就要离开到西面的国家去了。”当即拿出金币给翻译看。翻译回来把情况报告给楼兰王，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就来会见使者。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并拿出财物给他看。楼兰王只看见了面前堆积如山的财物，却没注意到傅介子身旁的汉朝护卫强壮得足以要了自己的命。他毫无顾忌地与傅介子开怀畅饮，傅介子趁机对楼兰王说：“天子派我来私下报告大王一些事情。”楼兰王起身随同傅介子进入帐幕中，两人单独谈话，两个壮士从后面刺杀楼兰王，刀刃在胸前相交，楼兰王立即死掉了。他的贵族及左右官员都各自逃走。傅介子告谕他们说“楼兰王有罪于汉朝，天子派我来诛杀他，应改立以前留在汉朝为人质的太子为王。汉军刚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一有所动，就把你们的国家消灭了！”在傅介子的灭国威胁下楼兰贵族只得接受汉朝方面晚到的质子成为自己的新国王。傅介子这次千里奔袭的斩首行动随即受到汉帝国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在汉朝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在汉朝的扶植下登上了王位，汉朝还给楼兰改了一个名字“鄯善”。这次斩首行动令汉帝国的声威响彻西域大地。
精绝国的存在可能很多人是通过《鬼吹灯》了解到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确曾真实存在过精绝古国。精绝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住着四百八十户人家，有士兵五百人。史书中关于精绝国的记载并不多，目前我们对精绝国的了解主要还是基于考古研究：1901年匈牙利裔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的小县城尼雅的一座磨坊内偶然间发现了写着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佉卢文的木板，在磨坊主的指引下斯坦因一行沿着尼雅河向北进发，最后在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发现了已被黄沙掩埋1600年的精绝古国遗迹：遗迹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在对遗迹的16天考察期间斯坦因搜集到了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12大箱。斯坦因的这一发现被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誉为东方的庞贝城。
龟兹古国位于现在的新疆库车。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传说是因为一个巫师的预言在龟兹将有一场惨烈的战争，听到风声的人们开始偷偷搬出城。得知消息的可汗，派人把这些人又抓回来关押。可汗的做法让人们更加相信巫师的预言，越来越多的人偷偷离开。无计可施的可汗只好召集大臣商议，结果大臣也厌倦了这里，可汗无奈之下只好迁离了这里。于是曾经繁华的龟兹因为巫师的一个预言，被遗弃。在真实的历史上龟兹消失于史籍之中大约是在公元84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回鹘人大举进入西域之时，龟兹古国的消亡是否与此有关就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此举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其实是有两种模式的：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车师置戊己校尉，其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到了汉元帝时期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严格意义上汉代对西域的治理分为对汉军屯垦驻守地区采取直接治理的模式；而对原来的西域三十六国则并不纳入和中原一样的郡县直接管辖体系，而是保持其半独立的自治地位，只要服从中央政权的领导，对其内部事务，汉王朝并不会过多过问。西汉灭亡后新莽、东汉、曹魏、西晋都延续了西汉的西域治理模式，这一时期由汉军屯垦部队驻守的高昌壁甚至由西域都护府转而划归凉州敦煌郡管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已和中原郡县无异。五胡十六国时代割据凉州的前凉政权牢牢控制着凉州和西域，前凉建兴十五年（327年）戊己校尉赵贞谋叛，前凉王张骏将其擒获，在其地置高昌郡及高昌、田地等县。十六国时期高昌郡先后隶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国。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料定自己不是北魏的对手，便撤离酒泉，前往高昌，由此开创了高昌北凉政权。460年柔然灭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开创了高昌国阚氏汉人王朝。阚伯周死后儿子阚义成继位。之后阚义成的兄长阚首归弑杀阚义成，篡位。不久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后来张孟明、马儒相继为王，被国人弑杀；高昌人推举马儒长史麴嘉为王，这就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氏高昌四代政权，麴氏享国最久。麴嘉王时恹挞伐焉耆，焉耆向高昌麴嘉王求救，麴嘉王派次子为焉耆国王，高昌势力开始壮大。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御驾亲临张掖，当时的高昌王麴伯雅带领西域二十七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歌舞相迎。龙心大悦的隋炀帝不仅封其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弁国公，还将戚属宇文氏之女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隋炀帝如此高看麴伯雅除了奖励他心向中土的诚意外，更重要的是“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高昌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西域通向内地的三大门户之一，是丝绸之路中道的必经之地，而在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里中道是最为畅达的。麴伯雅治下的高昌开始扮演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利益代言人和耳目角色。自唐代隋后由于久经战乱的帝国需要休养生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对西域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一时期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诸国频频朝贡于唐并提出寻求保护的呼声，对此唐朝保持着克制的态度——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对他而言：安定中原内地的社会环境，避免重蹈隋亡之祸远比扬威西域重要得多。当魏征提出“不以蛮夷劳弊中国”的观点时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拒绝了高昌作为唐朝的代表联络安抚西域诸国的计划，驳回了康国提出的举国内属的请求，专心致志于内政建设，一时间出现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外户不闭，道不拾遗”的盛世景象。事实上李世民从没忽视帝国的西陲，只不过当国力不足之时他选择了蛰伏，正如他在面对突厥颉利可汗时可以低忍辱负重地去求和，但他仅仅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对突厥展开了全面的战略性报复。然而偏偏有人自不量力地将李世民的隐忍蛰伏视为软弱——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麴文泰是隋炀帝时期的高昌王麴伯雅之子，曾于贞观四年(630)偕妻宇文氏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赐其妻李姓，预宗亲，封常乐公主。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统一西突厥，遣吐屯阿史那矩领高昌冠军大将军，监督其国，至此高昌被西突厥控制，麴文泰随即倒向西突厥：不仅不再朝见唐朝，更联合西突厥兵犯伊吾、掠焉耆，壅绝西域商道。李世民下书责问麴文泰并向其索取由中原逃亡其地之人，然而未得回应。李世民终于愤怒了：连称雄北亚的东突厥都灭亡于这位雄主之手，北方各族同上尊号“天可汗”，如今小小的高昌竟敢无视天可汗的权威，是该教训教训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军出讨高昌。此时的麴文泰打定主意和大唐对抗到底——他表示：‘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他还对自己的大臣分析道：自己曾亲自前往长安、洛阳朝见隋、唐两朝天子，如今河西之地不复隋时兴盛，市井萧条。唐军若来，兵少，我们自能抵挡；若是兵多则后勤势必难以为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麴文泰说的也是事实——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贞观之治时期，但就繁荣富庶的程度而言其实尚不及隋朝。问题是麴文泰低估了李世民的决心——高昌遥远的地理位置固然给唐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巨大的难题，然而他似乎忘了类似的问题在当初唐军灭东突厥时也曾出现过，可结果唐军解决了补给的问题并成功消灭了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唐军兵临碛口，西突厥援军不至，惊惧无计的麴文泰病发身亡。随后其子麴智盛，这位高昌新王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唐军投降。
提起西藏地区的古国也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吐蕃，然而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这片土地上曾活跃着众多的古国，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象雄古国。象雄古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500年到西元元年之间的铁器时代。象雄是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的发祥地，有着独特的象雄文。象雄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都有过交流，被誉为“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在吐蕃崛起前象雄是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日渐崛起之后象雄末代国王李迷夏曾迎娶松赞干布的妹妹赞蒙赛玛噶，后来两国关系破裂导致松赞干布以妹妹赞蒙赛玛噶失宠为由率军于642年讨伐象雄，用三年时间攻灭了象雄。关于象雄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域，只能确定大致的方位：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是为上象雄；东至今昌都丁青是为下象雄；横贯藏北的尼玛、申扎一带是中象雄。象雄王宫就建在当惹雍错湖边。象雄王国遗址位于西藏那曲尼玛县文部乡办事处不远的穷宗，这里的大片遗址即是象雄都城之所在。事实上青藏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不是如今藏族同胞使用的藏文，而是象雄文。青藏高原本土原生宗教雍仲本教最初的经典都是使用象雄文，尔后才翻译成藏文，今天有些雍仲本教寺院的藏书中还有一些象雄文和藏文对照的本教经文及两种文字对照的词汇。
在今天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曾存在过一个同象雄、吐蕃并立的古国。据《隋书》记载：苏毗“人有万家”，由此可见隋朝时期苏毗已是有户逾万的大国。苏毗的崛起甚至一度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苏毗国内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因此也有说法认为苏毗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当然历史上苏毗国有女王，但不代表没男性，只是可能苏毗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状态之下。苏毗女王达甲吾在位时颟顸昏庸，骄纵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所逐。念·几松于是暗中策划杀死了达甲吾，转而投奔小女王墀蚌苏。达甲吾死后墀蚌苏成为苏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重赏前来投奔的念·几松，念·几松也渐生骄心。与此同时念·几松的家人也得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其中尤其以念·几松的妻子最为恣意妄为，激起了苏毗国内巨大的民怨。最终内忧外患之下的苏毗被吐蕃征服。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唐朝又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在这群迁徙的粟末靺鞨人当中有一个叫大祚荣的小孩，此后他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监领。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于阗国早在汉代就已立国，是汉代典籍所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王族本姓尉迟，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就已向中原王朝进贡。在这一时期于阗兼并戎卢、扜弥、渠勒、皮山等国。在西晋时于阗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廷。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唐使其属下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五国作为聘礼。贞观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罢四镇。上元元年(674年) 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于阗王伏阇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6城等10羁縻州，任命伏阇雄兼都督。仪凤三年（678年）吐蕃进占安西四镇。仪凤四年（679年）崔知辩击吐蕃，唐朝占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 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故下令放弃安西四镇。687年-689年，吐蕃趁机进占安西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收复四镇。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王尉迟胜入唐，唐玄宗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自率兵赴中原之难，安史之乱平定后尉迟胜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唐授于阗王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北庭的西州例外，公元792年吐蕃占西州，完全占领北庭），并占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之后几年吐蕃占据安西其他三镇，没有资料能说明吐蕃开始占据安西其他三镇的确切时间。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趁机获得了独立。9世纪末叶于阗开始和张议潮在敦煌创建的归义军政权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国王尉迟婆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912年正式登基自称“唐之宗属”的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给自己取了一个汉语名字——李圣天。李圣天深受汉文化影响，面对吐蕃和西部的大食的威胁，他选择和敦煌的汉族归义军政权结盟——后梁贞明六年(920)归义军的实权旁落长史曹议金手中。曹氏统治敦煌期间和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两地使者、僧侣来往不断。曹议金把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为后，李圣天第三女又嫁给曹议金之孙曹延禄为妻。所以在敦煌莫高窟不仅有李圣天画像，还有“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像以及“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像。可见于阗国与沙州政权不仅是政治上的结盟关系，而且也在血统上结成了亲缘关系。李圣天不仅同河西的归义军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有着频繁的交往：后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国王李圣天派遣一个很正规的使团，由检校太尉马继荣为正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副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监使，到达后晋都城汴京(今开封)，向国主石敬瑭进贡，贡物有红盐、玉石、白氍、郁金香、牦牛尾等名贵土特产品，表示归顺之意。晋朝对于阗国主动归属十分赞赏，封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封张再通为卫尉卿，吴顺规为将作少监。为了向于阗国表示友好，晋朝于同年派出回访于阗的使团，供奉官张匡邺为鸿胪卿，彰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出使于阗并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后晋使者高居诲出使于阗时发现这里仍沿袭唐代行政制度——都城建筑民风更是一派东胜风范、中州景象。高居诲也见到于阗境内还有一些吐蕃族篷帐。吐蕃人常与于阗人互相劫掠攻击。李圣天在晋朝使者面前，对吐蕃颇有责诮之言，并要求与晋朝订立联合对抗吐蕃的盟约。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后一直渴望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于阗王李圣天，闻之欢呼雀跃、不胜欣喜。立即派使前往开封，向宋太祖表示祝贺和归属之意，并进贡了玉圭、玉匣、玉枕等物。这时的于阗除了盛行佛教，一部分回鹘人还信奉摩尼教；所以于阗的摩尼师也向宋朝进献了琉璃瓶、胡锦等物。此后双方使者，僧侣、商人来往频繁。特别是宋朝中原僧侣道圆从于阗回国，于阗僧侣善名、善法等纷纷到达宋朝，不仅加强了两地佛教文化的交流，而且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如道圆回国时就与于阗使者同行，善名、善法赴宋朝时，带来了于阗宰相致宋朝枢密使“求通中国”的书信。这说明当时于阗佛教仍很盛行，在政治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于阗王还派其子多次赴朝，贡献方物，沟通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出兵击破回鹘汗国，由此开启了漠北回鹘部族西迁的历程。其中有一支西迁的回鹘部族在葱岭一带（今帕米尔高原）创建了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被称之为喀喇汗王朝，也有将其翻译为黑汗王朝的。传说喀喇汗王朝的开国者是毗伽阙·卡迪尔汗——他建牙帐于楚河上游的巴拉沙衮，号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喀喇汗王朝早期领土仅限于七河地区，以后又归并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地区。毗伽阙·卡迪尔汗去世后长子巴兹尔继承汗位，为阿尔斯兰汗，治巴拉沙衮；次子奥尔古恰克称博格拉汗（卡迪尔汗），治恒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奥古尔恰克时期，同波斯萨曼王朝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公元893年萨曼皇帝伊斯玛仪·本·马赫穆德攻破恒逻斯，奥古尔恰克的1万名战士阵亡，他的妻子和1.5万人被俘。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奥古尔恰克曾经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游牧部落的传统，在其兄巴兹尔死后续娶他的妻子并收留了兄长的儿子，此人就是后来喀喇汗王朝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为了和萨曼王朝斗争，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出逃的一位王子纳赛尔·萨曼尼，让他住在阿图什。萨图克在此人的劝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秘密发展自己的力量。巴兹尔去世没有传位于其子，而传位于其弟奥尔古恰克。奥尔古恰不欲帝位按传统传给侄子也就是巴兹尔之子萨图克。因此萨图克在河中地区伊斯兰教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并杀死其叔父奥古尔恰克，夺取了政权，称博格拉汗。不久他在穆斯林信徒的支持下从萨曼王朝手中夺回恒逻斯，随后攻占巴拉沙衮，基本确立了对塔里木盆地西部、费尔干纳地区和七河流域的统治。受萨曼王朝穆斯林的影响，萨图克早年就归信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在其影响下属下信教一些王室成员也改宗伊斯兰教。萨图克由于改宗伊斯兰教而得到了汗国西部穆斯林及本国穆斯林的支持，实力大增，因此引起叔叔奥尔古恰克的警惕。随着实力的增加，萨图克也有了夺回帝国的野心：公元915年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古拉姆近卫军以及萨曼王朝穆斯林的援助下，他以武力从信仰萨满教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夺位之后萨图克自称苏丹·萨图克·博格拉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并且按波斯伊斯兰国家模式建立了伊斯兰教法统治，创建官僚队伍与管理机构，设立宗教法庭，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宗教学者队伍日益扩大，寺院经济大量发展。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巴依塔什）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萨图克的次子、木萨的弟弟苏莱曼治巴拉沙衮。在苏菲派教士的帮助下，穆萨实现了王朝的伊斯兰化。公元960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20万帐突厥人入教。从此正式开始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伊斯兰王朝的历史。萨图克·博格拉汗夺位之后立即采取了几项措施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其一放弃传统的贵族世袭官制，采用军功授官方法；其二取消将王朝领土作为家族财产分封的做法；其三废除由旧贵族主导的地方政治，改为由大汗派出的机构与官僚，由汗室与中央统一管理。但却为驻巴拉沙衮的顽固派贵族所反对。萨图克即对顽固派用兵，打败了顽固派贵族集团，一统王朝。在统一内部之后萨图克·博格拉汗立即把矛头针对境外：第一个目标便是西部的萨曼王朝——之前在奥尔古恰克时期萨曼王朝于893年夺取了喀喇汗王朝的重镇怛罗斯，迫使奥尔古恰克将政治中心迁至喀什噶尔。萨图克出兵萨曼王朝，一举收复怛罗斯。喀喇汗王朝并没有停止对萨曼王朝的用兵，但由于此时的萨曼王朝十分强大，所以喀喇汗王朝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十世纪末萨图克·博格拉汗之孙哈仑·博格拉汗驻八剌沙衮，阿里·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此时的喀喇汗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实力大为增强，而萨曼王朝由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而逐渐趋于削弱，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阿里·阿尔斯兰汗与哈仑·博格拉汗率领15万大军进军河中地区，喀喇汗军队所向披靡，于992年攻陷其都城布哈拉。不久。博格拉汗·哈桑身染重病，锡尔河下游的土克曼人也向喀喇汗王朝的军队进攻，于是他决定撤军，死于返回巴拉沙衮的途中。喀喇汗王朝的乌兹干统治者阿尔斯兰伊利克（狮子王）纳赛尔（阿尔斯兰汗阿里之子）继续博格拉汗·哈桑征服河中地区的事业。999年他联合今阿富汗境内的另一突厥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的君主马赫穆德共灭萨曼王朝，俘虏皇帝马利克二世，从此喀喇汗王朝据有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纳赛尔在布哈拉留置总督后，也返回自己的封地首府乌兹干。与此同时喀喇汗王朝还以圣战之名对东方的于阗王国发起进攻——喀喇汗王朝以圣战为号召取得了西亚穆斯林的大力支援；而于阗则获得了高昌回鹘、归义军、甘州回鹘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原的宋朝也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于阗，但由于此时宋、辽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并未对于阗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持。1004年喀喇汗王朝灭于阗国，和田地区尽为喀喇汗王朝所辖，不久喀喇汗王朝同自己的同族兄弟——高昌回鹘发生战争，喀喇汗可汗阿赫马德·托干汗率军数次击败高昌回鹘，此时的高昌回鹘也拥有强大的国力，并与辽朝保持着友好关系，面对喀喇汗军队的进攻，高昌回鹘在组织武力抵抗的同时，也在策动游牧民族夹击，在辽国的默许之下来自蒙古高原的3万帐（一说30万帐）“异教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契丹人，以及尚未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大肆进入喀喇汗王朝的边境，阿赫马德.托干汗击溃了这些游牧部落的侵袭，并将他们牢牢地拴在阿力麻里、叶密立等地的草原。喀喇汗王朝在皈依伊斯兰教并战胜于阗和高昌回鹘后仍尽力保持着中国王朝的特色——喀喇汗王朝的可汗自称“桃花石汗”并将这一称号印制在其货币之上，除此之外可汗有时也自称“秦之王”及“秦与东方之王”——这两个名号的中国意味就更浓了。而在喀喇汗国自己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道：“秦”是由桃花石（宋）、契丹（辽）和喀喇汗国三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在喀喇汗国在心理认同上是认可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这再次充分证明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