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动态 > 文章正文动态
阿城信息港最新招聘信息(我国古代“渤海国”在哪里？是谁建立的)
发布时间：2022-10-25 12:55 点击：次
从公元630年起的264年期间日本先后组织了19次遣唐使，其中有13次真正到达了唐朝。现在看来遣唐使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败后的日本并未排斥大唐文明，恰恰相反向大唐学习的风尚更加普遍：公元700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参与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并于次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
大化改新是个逐步的过程：期间由于旧势力的反扑一度恢复过落后的部民制，大约经历半个多世纪后改革的纲领才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宝律令》使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得以巩固。《大宝律令》实施以唐制为框架的政治体制：针对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日本把中书省冠名为中务省，部门首长称为中务卿，如果是皇室秦王担当则称中书王，但没设置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把敕书的立案和审议工作分开。
日本的太政官则相当于尚书省，部门首长为太政大臣，下设左右大臣。隋唐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则设有负责国防治安的兵部省、负责司法刑讯的刑部省、负责工程建设的宫内省、负责官制人事的式部省、负责度支财务的民部省、负责教育礼仪的治部省、负责纠察官员的弹正台（对应中国的尚书省六部和御史台）。甚至就连日本文字的形成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回国后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
”片假名“与空海和尚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的”平假名“一同构成日文字母，由此可见大唐文明对如今日本文字体系的影响。就在日本频频向大唐王朝遣使之时日本也在频繁接待来自渤海国的使者。公元727年渤海国组织了第一次遣日使，此后直到公元926年渤海国灭亡为止渤海国累计派出34次遣日使，在频率上甚至超过了日本遣唐使。日本遣唐使起于公元630年，终于公元894年，历时264年；相比之下渤海遣日使起于公元727年，终于公元926年，历时199年。
在公元727年至公元894年这167年是日本遣唐使和渤海遣日使在时间上的重合期，不过相比同一时期的日本遣唐使而言：渤海遣日使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可就差得多了。那么渤海遣日使究竟因何而兴起呢？这还得从渤海国的建立说起。渤海国的开国之君大祚荣出自依附高句丽的粟末靺鞨部。靺鞨族是肃慎后裔、满族祖先。大祚荣所在的这支靺鞨部族因生活于粟末水流域，因之得名“粟末靺鞨”。这一部族与当时的东北亚强国高句丽关系很深。
靺鞨族分为七部，而这七部中与高句丽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即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5世纪后期粟末靺鞨刚从北方迁移至粟末水流域，与高句丽政权因争夺土地而逐渐产生冲突，史书谓其“每寇高丽”。至隋朝前期粟末靺鞨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8个粟末部落在首领突地稽的率领下逃往辽河以西，隋朝为安置他们就特地设置了辽西郡。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
此后唐朝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就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而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当时即为部落酋长）就在这部分粟末靺鞨人当中。乞乞仲象一家自668年被迁到营州到698年大祚荣率部众重新迁回“粟末故地”期间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并长大成人。
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当地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的营州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然而却被李尽忠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
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至此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
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杀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逃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奔。武则天则派李楷固前往讨伐。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
此时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审时度势的大祚荣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政权，同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立国之始。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
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就使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705年唐中宗复位后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
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同时“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大武艺即位后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更是触及唐朝的利益。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大武艺闻之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
大武艺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因为怕得罪唐朝就反对出兵，但大武艺的一意孤行演变成了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导致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亦与契丹结盟。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
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737年大武艺去世后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为渤海文王。
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同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
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
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因此得以继续维持下去。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且步入全盛时期。
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830年大仁秀去世后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同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
这一时期渤海与唐朝往来尤其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还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张建章在《渤海记》中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
大彝震于857年去世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这一时期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从渤海的建国史可以看出：渤海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复杂——渤海受唐朝册封并一度被纳入唐朝的羁縻州府体系，然而另一方面渤海又具备一定的独立倾向，在之前的历史上也曾与唐朝爆发过战争。与此同时渤海与另一个邻国新罗的关系极为紧张：两国在领土、经济、政治等利益上均存在冲突，这使两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公元732年大祚荣之子大武艺入侵唐朝，新罗应唐朝要求进攻渤海南部。到了渤海国第十代君主大仁秀在位时渤海与新罗再次爆发战争。到渤海末期又发生了和新罗在唐朝面前的“争长”事件：新罗文人崔致远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自居“槿花乡”，蔑称渤海为“楛矢国”。除了长期敌对的新罗之外渤海还必须面对周边的突厥、回纥、契丹、奚、黑水靺鞨等各路游牧渔猎部族的威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渤海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渤海试图通过与日本交好牵制敌对的新罗，同时也可以对周边的游牧渔猎民族形成一定的制衡作用。恰好这一时期日本和新罗的关系也很紧张：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曾是日本的朝贡国，然而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灭亡百济、高句丽，从而统一了朝鲜半岛，顺带也把日本势力从半岛逐出。这时的日本有着浓厚的自大情结，尽管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军重创而不得不心悦诚服向大唐遣使朝贺，然而始终自视为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是仅次于大唐王朝的第二号角色。
日本也曾像渤海一样同新罗使节在唐朝面前争抢座位。既然渤海、日本都同新罗关系紧张，那么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实现联合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元727年唐朝和位于渤海北部的黑水靺鞨部族取得了联系，这在渤海看来是一种无形的威胁，因为一旦将来与唐朝或黑水靺鞨任何一方关系失和都会导致自己陷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加之老对手新罗带来的战略压力就促使渤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次遣日使。
尽管日本与新罗的关系也很紧张，不过孤悬海外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不会像渤海那样感受到强烈的战略压力，所以日本方面对渤海使节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之后渤海王室内部爆发了冲突：渤海国王的弟弟是个亲唐派，他在渤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逃亡到唐朝，渤海国王为报复唐朝收留自己的反对者就在732年9月袭击了山东登州。唐朝随即对渤海展开反击并请求新罗协助征讨渤海，新罗也应允发兵北境与渤海交火。
渤海与唐朝、新罗的冲突催生了第二次遣日使的出行，这次日本方面的态度依然冷淡。此后于公元752年派出的第三次渤海遣日使同样受到冷遇。公元7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得知消息的日本也许是以为叛乱将使唐朝一蹶不振，于是又开始动起向大陆扩张势力的念头。公元758年日本主动遣使渤海，同年渤海组织了第四次遣日使作为回访，次年渤海又派出第五次遣日使。第四次和第五次渤海遣日使在时间上极为紧凑。
这两次访问期间日方一改对之前三次渤海遣日使的冷淡态度，双方甚至讨论了关于南北夹击新罗的计划。新罗方面也许并不知晓渤海与日本的具体计划，但也能猜出渤海如此频繁与日本接触其实就是针对自己，于是新罗方面迅速做出回应：762年5月新罗在大同江附近建了6座城，一时间战争呈现一触即发之势。这一时期渤海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与它和新罗的紧张态势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渤海与新罗、唐朝的交战直接促使了渤海与日本的交往。
寻求军事援助是这一时期渤海与日本外交的主要诉求。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正月与大唐恢复正常邦交的渤海国遣使朝贡，而渤海献给大唐朝廷的礼物竟是“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这显然是在向唐朝显示渤海与日本联合的力量。然而随后不久渤海和日本的交往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渤海国派遣到日本的使节由先前的武官转变为文官，同时人数从原来的30余人增加到300人左右，甚至派遣到日本的渤海使臣都没带着基本的国书，这令日本方面很是不满。
这一时期唐朝对渤海的册封从郡王升为国王，还赐予渤海王一个比新罗王更高的封号，渤海国内的汉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在这种形势下渤海与唐朝的双边关系逐渐缓和，到后来甚至变得密切起来。渤海与唐朝建立紧密关系后自然不好再与日本继续商讨征伐作为唐朝外臣的新罗的计划，同时渤海的基本国策开始由外向扩张型转为以内政治理为主，在这种形势下渤海与老对手新罗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渐密切起来。
这一时期渤海同日本的外交关系也逐渐由军事目的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文化目的为主。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转型也带动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经济上渤海向日本输出大虫皮（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蜜等土特产，从日本输入彩帛、绫、绵、罗、丝等丝织品。文化上两国使臣酬唱诗歌，互相输入音乐舞蹈，在汉字文化圈的交流史上书写了灿烂的一页。渤海不仅直接与日本交流，还扮演着唐日交流的中介角色。
渤海国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援助日本留学僧和留学生入唐和归国、转达旅唐日本人的书信和物品、传递唐朝的情报。此外渤海国还将唐朝《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等文物传到日本。《新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着渤海与日本之间的航路：起点渤海王都忽汗城（前期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后期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渤海镇“上京龙泉府”），经由渤海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古城”），转行渤海盐州(俗称毛口崴，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属哈桑区“克拉斯基诺-Краскино古城”）。
至此完成陆路行程。接下来的海路从盐州泛舟东渡，抵日本西海岸本州能登、加贺或北九州筑紫诸地。或分别以加贺和筑紫为目的地，记为两条航线。位于日本北部的敦贺津由此发展成为与作为遣唐使出发地的博多港并列的重要港口。其实最早开辟此海路的先驱是沃沮人、高句丽人：早在三世纪时生活在日本海西岸的沃沮人就漂洋过海在日本本土留下足迹。其后五至六世纪高句丽人也多次在佐渡登岸。
渤海人继承东北先民几个世纪的航海经验和成果，从而书写了日本道更加壮阔的一页。不过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国关系的不对等。渤海将对日关系视为对等外交，在重视程度上次于对唐朝贡关系：渤海入唐使节多为王族成员、而遣日使节则鲜有王族。渤海与日本建交的国书中也有“通使聘邻”、“永敦邻好”等描述平等睦邻关系的语句。然而当时日本在学习了唐朝的制度文化后“小中华思想”极度膨胀。
当时的日本自认为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仅次于唐朝的角色，在渤海、新罗等国面前以“中国”自居，因此日本方面是将渤海来使视为朝贡使节的。从公元753年开始日本就要求渤海用藩臣之礼觐见，771年又发生了日本以渤海国书“违例无礼”而拒绝接受的事件，此后在两国交往过程中又屡次发生日本以渤海国书“无礼”、“违例”、“不逊”或使团携带商旅为由而退还国书乃至拒绝渤海使臣入京之事。渤海方面则始终坚持两国关系为自主平等的邦交关系。
这样的争执一直持续到公元926年渤海被契丹所灭。契丹征服渤海后将其改为“东丹国”（意为东契丹），契丹太子耶律倍成为东丹国君主。东丹作为契丹的属国每年向辽国贡纳细布五万匹、粗布十万匹、马一千匹。东丹国设有四个宰相：契丹与渤海人各有二个，东丹君主在臣服于契丹的前提下有权自行任命百官。公元930年东丹国仿渤海国旧例向日本遣使，日本方面拒绝与其建立邦交，至此日本列岛与大陆的政治联系完全断绝，日本海航路也因此衰落，直到11世纪后期才逐渐复兴。
上一篇：所有网站大全(求网址大全的网站)